作者： 编辑： 日期：2007-8-29 13:16:26 来源： 【字体：大 中 小】
- 记者手记
他是台湾大学气象系的高才生，他十多年前创作的《恋爱症候群》至今仍在一群文艺范儿的80后小孩的彩铃中可以听到，你不可能用比《改变1995》更精辟准确的话语概括从1995年到本世纪初的华人娱乐圈。这一切仍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与教父只有一步之遥的歌者和音乐人。
就是这个黄舒骏，当他坐在评委席上，却被称做“毒舌”，他评论某位女选手在台上的表现是“别有用心”，一位长得像“睡美人”的歌手歌声“让人想睡觉”。以麻辣评委姿态出现的黄舒骏也让我们这些“听着他的歌长大”的一代不禁感叹，这世界变化得太快了。
黄舒骏接受采访时的态度非常礼貌，虽然我以“你怎么看这个问题”相问，他的回答必是“您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。”黄舒骏说，虽然未来不是他过去想象的样子，但他这些年一直没有停止过做音乐，新专辑、演唱会也都在计划之中，我们都很想听到，现在的黄舒骏又会歌唱些什么，是不是我们过去想象的未来。
新京报：你从在《绝对唱响》做评委以来，被人称做“毒舌”，你认可这个称呼吗？
黄舒骏：毒舌不能涵盖现在所有评委各自的表达风格，有些评委和我们传统的点评不太一样，很懒惰地称为毒舌，这是很粗略的方法。这不见得是大家想象的所谓毒舌的方式，评委不管怎么表达，都绝对不能脱离专业的范畴，这是最基本的要求。在专业范畴下，每一个人会有什么样的语言风格，全看评委各自的修为了。实际上我所追求的评委并不是“毒舌”这两个字能概括的，就算是有同样被称为毒舌的评委，大家的风格也都不一样。
新京报：你对自己当评委的定位是怎样的？
黄舒骏：专业、直接，但不失优美的表达方式，我说喜欢优雅地出人意表。
新京报：直接和优美，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元素容易统一吗？
黄舒骏：不容易才值得追求。
新京报：你享受当评委的过程吗？
黄舒骏：不是所有节目我都能担任评委，第一件事是，这是我的专业吗？在专业范畴内做得还很惬意。
新京报：和你一起担任“唱响”的评委包小柏同时还是“快男”的评委，“唱响”选手的实力和节目影响力不如同类节目，作为节目的老评委，你觉得“唱响”欠缺在什么地方？
黄舒骏：这两个赛事由于发展历史、群众基础都不同，“快男”走得更早一些，《绝对唱响》是后起之秀。(和包小柏私底下聊过吗？)有聊过，但是我本人并没有太多时间看“快男”，主要也是聊一些包老师当评委过程中的困惑，这个大家都知道了(笑)。“唱响”整体水平不敢说，但有高水平的选手。《绝对唱响》不是单一的选秀节目，它选的是组合，考虑的不仅是歌唱、个人，还要看化学反应，能否产生新的力量。
新京报：选秀在内地进行到第4年，有不少人认为已经到了“审美疲劳”期，和国外比较成型的选秀节目相比，内地选秀的发展空间在哪？
黄舒骏：选秀自古以来都是很吸引人的形式，想发展自己的年轻人在任何时代都一样多。选秀是从美国传过来的风潮，但美国在评委角色上没有突破。以前评委比较没有个人特色，近几年涌现出了有个人名号的评委。西方英雄主义比较喜欢选手积极主动表达，内地、台湾还是要求选手像学生一样，态度上清涩，脆生生地成长。大陆选手表达力、成名欲望比台湾强，台湾的选秀节目选手的自我表达力和“我要成名”的欲望比较弱。
新京报：自从2000年之后，你似乎一直没有新作品出来，大家都很期待你的新作品，有考虑过复出吗？
黄舒骏)：我一直在做音乐，从来没有消失过。我在这里说一个小故事，我在《改变1995》里的一句歌词：“桑塔那莫名其妙又红了一遍”，我10岁听音乐时觉得他已经是古人了，20年后他又席卷全球了一次，我当时也觉得他又红了一次。其实他一直没有消失过，我也一直在不断体会，思量累积需要时间，新体会都是生命的能量，在我做评委这段时间里其实也在累积。
新京报：近年华语歌坛传统做新人方式出来的歌手只有Tank、曹格这两个偏才华型的，是不是只有像他们这样优秀的新人才能出来，还是一个小女孩只要打扮成蔡依林、王心凌那样就可以包装出来？
黄舒骏：世界改变了，和过去不同。过去一个普通人想要成为艺人，首先要被行业关键人筛选，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一个人被关注、讨论的途径太多了，效益不那么集中。所以大起大落的名人很多，这是新时代的现象。我常把艺人比喻成摆在水果摊上的水果，或者超市货架上的商品，就是有各种各类，之所以存在有人购买，让不同人满意的需要。艺人也一样，没有统一的标准。只要有足够的需要就会存在。不管是不是英雄或者小可爱，都一样。
新京报：周杰伦之后，五六年来没有一个super star，新人出唱片不是选秀选手，就是影视演员，为什么现在新人出来的概率这么低？
黄舒骏：现在没有一统天下的手段可以让艺人一举成名。我小时候上一个电视节目就可以成名，当年的央视春晚主导，那是一个媒体资源集中的时代。现在资源分散，所以大家觉得新人越来越困难，越来越少。就是因为现在媒体资源分散，这是新现象解构后正在重新建造过程之中，要等待资源再度集中，才能出现下一个超级巨星。
新京报：现在似乎台湾乐坛不是像周杰伦、蔡依林这样的当红歌手，就是像陈琦贞、苏打绿这样的小众歌手，这种两极分化是一种必然，还是只是一个阶段？
黄舒骏：两极是必然的。同样和资源不集中有关，不能集中所有的注意力，我现在对任何发展都不会忧心，也不会特别兴奋，关键是每个人从中是否得到了愉悦的歌曲。这几年你是否听到了喜欢的好歌，如果有，任何改变都是值得的。
新京报：在所有来做评委的音乐人中，你的“江湖地位”可以算是很高的，我们很难想象，当年在《窗外》中“也很彷徨紧张”的少年现在成了麻辣评委。
黄舒骏(听歌)：你倒过来想，有更多德高望重的人做评委是件好事情。如果大家曾经对我有那样的肯定，那现在是把评委地位提升了。所有历史定位都需要把角色放开，随时面对变化。
我在做流行音乐之前，从来没想过流行音乐会有现在这样一个地位，我的一个前辈曾经这样劝我，他所有搞音乐的朋友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。这是一段20年前的对话了，在我进入流行音乐之后，发生了一系列改变，用旧的思维看未来都觉得难以想象。
如果真是我有如你讲的那样的地位，那有更多这样的音乐人做评委不是很好吗？之前我也没想过唱片制作人有这样的地位，现在大家看到的评委还正在演变过程之中，最后能留下来的就是大家想要的，大家不能接受的自然会被淘汰。
新京报：做评委还是相对会让人觉得是很高调的表现，甚至是不甘寂寞？
黄舒骏：不光是评委，其实任何要公开发表作品的人都是不甘寂寞的表现，想公开那一刻，就是不断追求众人肯定的过程。
新京报：但是有人会觉得你不同，你曾经是那么“人文”，是曾经年少轻狂声称要超过罗大佑的少年？
黄舒骏：我也很好奇，哪一天大家才会对这个问题没兴趣了？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唱片企划，一个观点竟然可以流传20年，说明这是那个时代很重要的一个关注焦点。
它其实就是我的唱片企划，当年我以新人出现，感谢这样受人争议的话题。20年之后，我是否真的做到了其实已经不重要了，我已经有了20年的作品，一切评价所有的人自有公论。
新京报：你说过自己少年时也曾经很反叛，40岁之后才发现爸爸的话基本都是对的，现在的你再回头，当初如果听爸爸的话会有更好或者更不同的未来吗？
黄舒骏：有一首我十几年前写的歌：我的现在已经不是我过去想象的未来。现在的我和之前我想象的未来不大一样，但现在的我也不坏。如果我真能预料到未来的人生，那生活可能也就没什么意思了。在我的成长中，惊喜、沮丧，各种各样的事情都遇到过。变化就是人生，应变力是目前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能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