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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心花路放》之后的路还有多长?
日期:2014-10-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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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稿(撰文/小葫芦 策划/三替)

9月30日上映以来,《心花路放》一路猛进,在国庆档期抢下7.46亿票房,截止至10月18日,《心花路放》总票房已达到10.52亿,成为今年的国产片票房冠军。

《心花路放》定位精准,制作精良,大卖本是意料之中。但此外,还有很多东西值得玩味。在观众们心满意足地离开电影院之后,下面问题则是,这种模式还能持续多久?《心花路放》未来的路还能有多远?

《心花路放》的价值观是什么

《心花路放》延续了《泰囧》的故事模板:主人公为了寻找某个东西(麦高芬),离开城市,通过一次无比凄惨的旅行,领悟生活真谛,再从旷野回到都市。这个结构赢得了市场的认可,是因为它内部的价值观与当下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。

麦高芬是指悬疑片里的常用道具,简单说,就是西天取经的“经”。《心花路放》的麦高芬是艳遇,《泰囧》的则是一份授权书,它们驱动着主人公的行动。艳遇、授权书都是物质目的,但在冒险中,主人公却都放弃了物质,得到了精神的结果。

在《心花路放》里,黄渤的身份标记极为高明。他曾是歌手,在影片开始时,他是个卖二手音响的;当影片结束时,他又变回了歌手。在当前的语境下,这两种身份建立起了两个对立的秩序。歌手是精神世界的、理想的、有梦想的,也是成功的。而二手音响店老板,则是物质的、世俗的(功利的),也是落魄的,没有未来的(连音响都TM是二手的)。

抽空电影的所有情节,在《心花路放》的时空中,黄渤经历了“歌手——二手音响店主——歌手”的两次身份转换,也就是“理想——世俗——理想”的转变。在影片的主体时空里,黄渤一直以“二手音响店主”的身份行动,身份的两次转换,都用简单的台词一带而过。

身份的变化暗藏玄机。影片隐含的逻辑是,都市生活让歌手变成了卖二手音响的,让理想变成了世俗。于是,《心花路放》的内核,就是“世俗回归理想”的故事。世俗的黄渤(二手音响店主)洗去了城市生活的灰尘,最终“顿悟”,“正面面对”了“人生的阴影”,回归到了理想的黄渤(歌手)。他从一个“物质的人”,变成了“精神的人”。与此对应的,徐峥的角色也从花花公子,变成了一个丈夫。

电影中的转变只是一种想象。真实的逻辑是“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”(王小波语)、“他活着就如同死了一样”(加缪语)。在现代城市、工业文明的压力下,人们的精神世界正在逐渐枯萎,黄渤从歌手变成二手音响店主,才是生活的真相。

而在徐峥导演的《泰囧》中,同样是这种想象。在影片中,王宝强从来不是叙事的主体,他只是徐峥的对照物。徐峥与王宝强的角色完全对立,建立起了结实的二元结构。徐峥代表城市,他是中产阶级的、焦虑的、压力重重的;王宝强则是田园的、未开垦的,纯真的,这也是物质与精神的对立。来自城市的负面情绪,最终被清新的田园洗刷干净。这要比《心花路放》中的顿悟更为可信。值得一提的是,更早的《人在囧途》中,还有刻意弥合日益扩大的城乡分化、和解阶级冲突的努力,在《泰囧》中,徐峥和王宝强进入了泰国封闭的空间,身份属性被削弱,轻易地回避了这个沉重的话题。

“回归理想”这个主题并不新鲜,但对于当前社会的主流人群,有着巨大的价值。随着中国GDP、以及政府财政收入的猛增,都市生活的紧张感迅速增大,城市生存方式产生的矛盾、断裂持续增加,无法解决。因此,“释放压力”的迫切性也急剧上升。《心花路放》敏锐地抓住了这种社会心理诉求,提供了一种想象的路径,这也是影片成功的关键因素。

《心花路放》之后的路还有多长?

“公路喜剧”打破国产“大片”模式

从2012年《泰囧》的大热,到如今《心花路放》的成功,“公路喜剧”已经成了一种可靠、好用的模式。它定位清晰、低成本(追求投产比)、商业化程度很高,与此前泛滥的“大片”模式完全不同。

李安2000年的电影《卧虎藏龙》大获成功,除了李安的叙事魅力,影片也满足了西方对东方世界的想象、东方对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想象的想象。好莱坞的《卧虎藏龙》启发了中国本土的导演,《英雄》(电影版、美剧版)、《无极》、《十面埋伏》、《夜宴》、《黄金甲》……等等莫名其妙的作品纷纷出炉,大投资、大制作、高票房、骂声一片的“大片”时代就此降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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